塔克·卡尔森多次在福克斯电视台节目《卡尔森今夜秀》中直言不讳指出：新保守派在策动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危机与普京“陈兵十万进攻乌克兰”无关。这是一个左媒与乌克兰伪民族主义者联手炮制的谎言。
乌克兰人被deep state推在前面当先锋，却连自己的谎都没编圆。乌克兰总统国家安全和国防办公室副主任罗曼·马绍维茨11月11日说：“11万4千名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附近以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克里米亚”，到了11月21日乌克兰国防情报机构负责人凯里洛·布达诺夫准将却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聚集了超过9万2千名士兵，准备在1月底或2月初发动袭击。”喂，两位大哥说的人数差了两万二千人，这是逗大家玩么？我数学不好，可是按每隔十天俄军递减两万多人来算，到今天乌克兰边境的俄军已经负四五万人了，“陈兵”还能负数，可能陈的是斯大林时代的阴兵？那么，左媒与乌克兰伪民族主义者联手说谎，为了什么呢？很简单，它们背后有同一个主子，deep state里的重要一员——新保守派。在苏联垮台后，新保守派画好了一幅路线图，规避意识形态之战，而刻意将乱局引向中东，一个接一个拔除世俗统治者，释放出伊斯兰极端分子，祸乱全球。由于在叙利亚危机中俄国支持阿萨德，使其未竟全功，新保守派就在乌克兰掀起了伪民族主义事变，迫使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下台，乌克兰内战爆发，克里米亚公投独立，数万人死于战火，祸延俄国边境。作为回敬，俄国亦出兵叙利亚，直接打击新保通过沙特支持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现在的乌克兰危机，不过是2014年乌克兰内乱的延续。之所以忽然再次爆发，乃是因为美国民主党政府上台坐稳了，新保守派再次得势如日中天，不继续推行叙利亚-乌克兰-俄罗斯路线图都觉得对不起自己了。需知道，在川普时代，新保守派虽然亦位高权重，但前期须与班农派斗法，后期与川普本人作斗争，活得并不滋润。所以作为新保守派头领的彭斯，关键时刻反手就把川普卖了，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便民主党中的新保同伙继续完成路线图。除了DS的核心成员，谁都不知道DS总体是个什么样子。但DS里面的人物和组织却是有具体样子的。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这几个是DS代理人，基本已经没什么异议了。而新保守派是DS的战略架构师，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左右着白宫的决策，这也是已有公论的。只有不学无术之辈（如沙雕西门不暗），才会因为“保守”两字而把新保守派当成美国保守主义的传承者。新保守派，不但不是保守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之敌。正如新约福音书所说的，假基督、假先知总是要冒基督之名出现诱惑人，新保守派正是那个假冒保守主义之名出现的激进狂魔。新保守派（Neocons），即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运动的支持者。新保守派-新保守主义者通常兼具两个身份：犹太学者列奥·施特劳斯的学生弟子，以及前托洛茨基主义者。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的欧文•克里斯托尔就是一个例子：他年轻时追随托洛茨基主义，同时熟读列奥·施特劳斯的著作。
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最初根据地是《犹太每月评论》杂志，该杂志由美国犹太委员会（成立于1906年，是历史最悠久的犹太倡导组织之一）出版。新保的另一个“教父”诺曼·波德霍维茨是《犹太每月评论》的主编。“教父”们在杂志上对自己的老师、犹太学者列奥·施特劳斯推崇备至，援引其著作，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根源。刘小枫翻译施特劳斯系别有用心，使“保守主义”这个词在国内几乎臭了大街。他将施特劳斯称为“古典保守主义”，可谓流毒无穷误人子弟。保守主义得看保守什么。保守好的东西，才叫保守主义。反之，只能叫魑魅魍魉主义。否则，食人族固守自己的猎人头食人肉传统，岂不也能叫作“保守主义”？我们知道，西方的核心精髓乃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只有保守这个才能称之为保守主义。如果西方国家有一个人跳将出来，鼓吹一种保守敌基督文化的主义，那就不能叫“保守主义”，而是正儿八经的异端邪说。列奥·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正是这样的异端邪说，它要保守的是敌基督的“犹太保守主义”，它的精神偶像是摩西·迈蒙尼德，一个诋毁耶稣的敌基督者。
在此意义上，列奥·施特劳斯堪比邪教的教主。这个邪教就是“新保守主义”。不但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都是施特劳斯的门徒，连第二第三代的“后起之秀”们也与施特劳斯“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密切联系”。如保罗·沃尔福威茨，曾任小布什政府副国防部长，后来还当上世界银行行长，此人既是施特劳斯真传大弟子阿兰·布鲁姆的学生，又曾师从施特劳斯主义者、核战略学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而沃尔福威茨将施派理论和新保守主义灌输给切尼，切尼是老布什的国防部长，小布什的副总统。理查德·珀尔（助理国防部长，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推动者）是沃尔斯泰特的得意门生。现在非常活跃的新保守派人物，美国新世纪计划思想库主席比尔·克里斯托尔是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珀尔和比尔又都是阿兰·布鲁姆的学生。新保守主义邪教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到了70年代，他们与民主党“鹰派”议员亨利·杰克逊勾结，后者是军工集团的代言人，被公众辱骂为“波音妓女”，盖因当时的波音集团80%的合同是国防合同，而亨利·杰克逊支持增加武器系统方面的军事开支，以向波音输送利益。沃尔福威茨、理查德·珀尔、比尔·克里斯托尔、查尔斯·霍纳（里根的副助理国务卿、副新闻局长）等等新保守派都当过杰克逊的助手，意味着新保与“军工复合体”的深度结合。“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MIC），指的是国防承包商企业、五角大楼和国会议员三者间因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萌发的共生关系。新保守派在里根时代崭露头角，在老布什、小布什时代甚嚣尘上，成员大量进入内阁任职。除了上面说的几个，还有艾略特·艾布拉姆斯（曾任总统特别助理、安全顾问等）、道格拉斯·费思（曾任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保罗·布雷默（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伊最高负责人）、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1990年，新保守派抓住机会与老布什里应外合制造假焦点，将美国和西方的注意力转向伊拉克，发动所谓“沙漠风暴”。从此，美国一头栽进中东大泥潭里虚耗国力无法自拔，丧失了苏联解体后重塑世界秩序的良机。比尔·克林顿上台后，表面上新保守派遭到冷遇，实际上他们仍然把握着美国战略的方向。波黑内战爆发后，穆族武装率先对塞尔维亚基督徒展开种族清洗，塞族予以还击，却被左媒说成塞族单方面的“屠杀”。关键时刻，又是新保守派上下跳梁，说服国会共和党议员支持克林顿政府空袭塞尔维亚。1997年克林顿提名奥尔布赖特出任国务卿，意味着新保守派重掌大权。1998年，比尔·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串连了几十名新保守主义运动支持者发表公开信，要求克林顿政府推翻萨达姆政权。同年，克里斯托尔和卡根领导的“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致函共和党议员纽特·金里奇，促使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并由克林顿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的重点就是推翻萨达姆。911发生后，新保守派们想尽办法将祸端引向伊拉克。种种匪夷所思的行径令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都忍不住了，在与英国外交大臣的电话交谈中痛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副手沃尔福威茨是一帮“他妈的疯子”。有人说，绞死萨达姆这个暴君不挺好么？当时的中国右翼公知们还签署了一份声明以示对小布什政府的支持。可惜，这是极其弱智的判断。新保守派推翻萨达姆政权不是要制裁“暴君”，真实目的是要开启潘多拉魔盒，释放出基地和ISIS等恐怖组织，造成史无前例的乱局，于是数以百万计难民涌入欧洲，改变欧洲诸国的选民和政治结构，使其步向伊斯兰化的道路，摧毁白人的民族意识。这是一箭多雕的大棋。最终，指向大重置。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所谓“颜色革命”，颠覆了除叙利亚之外所有稳定中东世俗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对新保守派的战略思路的亦步亦趋。正如阿桑奇透露的那样，在希拉里领导下，美国向伊斯兰国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使其领土得到了数百倍扩张。新保守派当然支持对叙利亚的战争，为了表达支持，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还从共和党跳槽回到民主党，如罗伯特·卡根就是一个例子，他加入了希拉里的智囊团。新保守派对奥巴马的唯一不满，是他的政府对普京“太软弱了”，没有直接对俄国动手。
2016大选是新保守派左右逢源的良机。绝大部分共和党内的新保守派反对川普竞选总统。以老布什、小布什和新保守派理论家比尔·克里斯托尔为首，搞了个Never Trump（永远拒绝川普）运动，至少两百多人联署，包括大量前内阁成员和政府高官。老布什公开声称，自己投票支持希拉里。另一些没有表明态度的新保守派却借着切尼、罗姆尼、麦康奈尔的关系悄悄埋伏进川普的内阁里，以至于川普政府的重要战略部署者几乎都是新保守派。副总统彭斯是迪克·切尼的忠实信徒，白宫安全顾问博尔顿是著名的新保守派，国务卿蓬皮奥也一样。博尔顿与蓬皮奥上任后，被众多外媒称为“新保守派卷土重来”、“新保守派抓住了特朗普”，他们确实也试图推动了对委内瑞拉、朝鲜、叙利亚、阿富汗、伊朗的强硬政策，并试图重新推动对俄罗斯的强硬政策。但至少在朝鲜、叙利亚、阿富汗和俄罗斯问题上，特朗普的政策思路与博尔顿完全相反，而在伊朗问题上，两者的观点也相当不一致。特朗普一直希望与朝鲜保持接触，完全撤出叙利亚。但据报道，博尔顿、蓬皮奥与副总统彭斯组成了“铁三角”，共同影响特朗普，使得他在叙利亚问题上不得不听从博尔顿的意见。2019年6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后，博尔顿这个“白宫西翼中最好战的人”主张立即报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当时他已经设法让特朗普签字同意发动军事打击。据报道，是塔克·卡尔森提出私人建议，使特朗普发动军事打击之前10分钟撤销了命令。美国已故著名调查记者罗伯特·帕里（Robert Parry）曾专门撰文指出，新保守派有一条叙利亚-伊朗-乌克兰的战略线路图，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上打破了新保守派的意图，他们转而将视线投向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2013年，是“新保守派的出纳”卡尔·格什曼 (Carl Gershman，民主党议员，长期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最先画好了针对乌克兰的战略规划，而在2014年由维多利亚·纽兰负责推行，最终将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推翻。
操纵共和党国际战略方向的新保守派理论家比尔·克里斯托尔（左），与民主党人、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右）维多利亚·纽兰是新保守派理论家罗伯特·卡根的妻子，她在2003年～2005年是共和党副总统切尼的外交政策顾问，在奥巴马时代则是助理国务卿，去年五月又获拜登提名出任副国务卿。罗伯特·卡根的兄弟弗雷德里克也是新保守派学者。去年12月7日，弗雷德里克·卡根在《国会山》上撰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控制“将对波兰乃至罗马尼亚构成生存威胁——只有美国和欧洲大规模部署地面和空军才能应对这种威胁”，而这意味着揭开“新的铁幕”。拜登的国务卿布林肯也是新保守主义者，2019年他与罗伯特·卡根联名撰写了一篇文章，要求美国放弃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继续执行小布什和奥巴马的政策。布林肯还与军工复合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自己创办了一家政治战略咨询公司WestExec Advisors，客户包括了许多国防承包商。在乌克兰危机上，布林肯一直鼓吹“俄罗斯威胁论”，声称俄罗斯将会在短期内“进攻”乌克兰。这意味着拜登政府的路线，就是全盘执行新保守派早画好了的「叙利亚-伊朗-乌克兰-俄罗斯」战争蓝图。拜登说的“美国回来了”，实际上说的是“新保守派回来了”。为了“收复”克里米亚，乌克兰的伪民族主义者们一直企图将顿巴斯纠纷国际化。新保守派正是看中了他们这一点，利用他们炮制的“俄军即将入侵”谣言，推动自己筹划已久的战略蓝图，为大重置的终极议程服务。